文 | 徐 来
编辑| 思 雨
显庆四年，65岁的长孙无忌在流放黔州后自缢身亡。
没有遗言，没有审判结果，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罪证。
随后李治下诏，将其子女终身流放为奴。
凌烟阁排名第一的功臣，大唐最尊贵的国舅，死得像一个无人过问的囚徒。
黔州白绫
显庆四年七月，长孙无忌被削去一切官爵，流放黔州。
黔州在今天的重庆彭水一带，唐代属于典型的"发配绝地"。
从长安到黔州，直线距离超过一千五百里，实际走驿道要翻越秦岭、穿过巴山，耗时至少一个多月。
65岁的长孙无忌，是带着罪囚的身份走完这段路的。
没有仪仗，没有随从，一路上驿站官员避之不及。曾经在长安城里前呼后拥的赵国公，此刻和普通流犯没有任何区别。
抵达黔州后不久，朝廷的第二道命令到了。
李治派中书舍人袁公瑜赶赴黔州，名义上是"复审"。
复审什么呢？长孙无忌的罪名是"谋反"，但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许敬宗奏疏里所谓的"勾结"，不过是牵强附会地把几次正常的朝臣往来定性为密谋。
所谓复审，不过是走完最后一道程序。
袁公瑜还没正式开审，长孙无忌就死了。
自缢。
没有留下一个字。
长孙无忌出身名门，饱读经史，一生参与起草过无数诏令和律法条文，文字功底极深。
一个这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一言不发地离开。
是无话可说，还是说了也没用？
大概率是后者。袁公瑜的到来本身就是信号——朝廷不是来听你辩解的，朝廷是来确认你死了的。
长孙无忌死后，李治的处置迅速而冰冷。
诏令长孙无忌诸子长流岭南，家产籍没，子女终身不得返回中原。
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顶级政治家族，在几道诏书之间，连根拔起。
没有任何朝臣公开表示异议。
整个朝堂一片沉默。这种沉默比任何表态都更能说明问题——长孙无忌的政治网络，在他倒台之前就已经被逐步瓦解干净了。
遗诏之重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病重。
太宗在翠微宫召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面交代后事。
这是一次标准的"托孤"。太宗明确指定长孙无忌为首席辅政大臣，褚遂良为副。
太宗对褚遂良说了一句大意是：我把好儿子托付给你们了，无忌对我有大功，我死之后，不要让人挑拨离间他。
听起来是深情厚谊。
那太宗为什么要特意叮嘱这一句？
因为他太清楚了。一个权势滔天的辅政大臣，同时又是新皇帝的亲舅舅——这个双重身份本身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历史上每一次托孤，几乎都以辅政者被清洗告终。
霍光辅政昭帝，死后全族覆灭。
诸葛亮辅政刘禅，虽然善终，那是极其罕见的例外，而且蜀汉的国力也因此长期被一人掌控。
托孤制度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辅政者的权力来源不是新君授予的，而是先帝赋予的。
这就意味着，辅政者的权威天然压过新君。
新君每一次重大决策，都要过辅政者这一关。这不是辅佐，这是监护。
对于一个成年且有政治抱负的皇帝来说，"监护"二字就是枷锁。
李治即位时22岁，并不是一个懵懂少年。
长孙无忌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永徽初年的表现来看，他始终以"先帝顾命"的身份行事，在朝政中具有实质上的最终决定权。
长孙无忌最大的问题不是贪权，而是路径依赖。
他习惯了贞观朝的行事方式，习惯了作为李世民最信任的人参与一切核心决策。
太宗驾崩后，他自然而然地把这套模式平移到了新朝。
但李治不是李世民。
李世民可以和长孙无忌称兄道弟，因为天下是他们一起打下来的。
李治从一开始就坐在长孙无忌的阴影里。
永徽年间的朝堂格局很清楚：大事问长孙无忌，军事问李勣，具体执行找褚遂良。
皇帝在这个权力三角里，反而像个旁听者。
一个皇帝能忍受这种局面多久？
答案是六年。
废后刀锋
永徽六年，李治正式提出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
李治要的根本不是换一个皇后。
"废王立武"是一把刀，刀锋对准的是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元老集团。
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她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关陇贵族的联姻网络。而这张网络的中心节点，正是长孙无忌。
废掉王皇后，就等于撕开了元老集团的第一道防线。
长孙无忌的反应非常激烈。他联合褚遂良，在朝堂上公开反对废后。
褚遂良甚至把笏板往地上一放，磕头磕出了血，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还陛下笏，乞归田里"。
这场对峙戏剧性很强，但从政治角度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们把这件事定性为"礼法之争"，用的是道德劝谏的老套路。
但李治玩的不是道德游戏，他玩的是权力重组。
在长孙无忌慷慨陈词的时候，李治已经去找了李勣。
李勣回了一句极其精妙的话，大意是：这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这句话是整场博弈的转折点。
李勣的态度代表了军功集团的立场——我们不站长孙无忌那边。
长孙无忌在朝堂上看起来声势浩大，其实已经被孤立了。 武将集团不支持他，新兴的进士出身官员更不支持他。
永徽六年十月，李治正式下诏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
清洗随即开始。褚遂良第一个被贬，外放桂州，后贬至爱州，死在了今天越南清化一带。
来济、韩瑗等盟友相继被逐出朝廷。
李治一步步剪除外围，把长孙无忌变成了一棵没有根系的枯树。
整个过程持续将近四年。等到所有枝干都被砍断之后，最后一刀才落到长孙无忌头上。
清洗的技术
显庆四年四月，许敬宗上了一道奏疏，指控长孙无忌谋反。
许敬宗的指控链条是这样的：有人举报洛阳人李奉节与长孙无忌暗中往来，意图不轨。
他以此为线索，把几次普通的朝臣社交活动串联成了"谋反网络"。
这个罪名编得非常粗糙。
没有兵器，没有兵源，没有任何军事准备的痕迹。一个65岁的文官，手里既没兵权也没地方势力，怎么谋反？
但粗糙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治需要一个罪名，而许敬宗提供了。
整个定罪过程绕过了大唐的三司会审制度。按照《唐律》，谋反大罪应当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方联合审理。
长孙无忌的案子没走这个程序。李治直接以中书省的名义下诏，削去官爵，流放黔州。
从奏疏呈上到诏令下达，速度极快。这是一次标准的政治清洗，重点不是"审"，而是"快"。
黔州位于武陵山区腹地，交通极其闭塞，长孙无忌在长安经营几十年的人脉关系，到了黔州全部归零。
袁公瑜随后赶到"复审"，结局前面已经说了。
长孙无忌死后，李治并没有停手。
诸子被押送岭南，家产充公，几十个大小官员先后被贬、被免、被流放。
关陇贵族集团中最具号召力的核心家族，被彻底从权力版图上抹去。
上元元年，长孙无忌死后十五年，李治下诏追复其官爵，允许归葬昭陵。
这道诏书常被解读为"良心发现"。但另一种读法可能更准确：长孙家族已经彻底不构成威胁了。
活人是对手，死人才是道具。
权力运转的逻辑，古今相通。没有谁是单纯的受害者，也没有谁是天生的刽子手。
太宗的遗诏、长孙无忌的坚持、李治的隐忍、许敬宗的迎合——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处境做出"合理"的选择。
所有"合理"加在一起，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参考资料：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后晋刘昫等撰·945年成书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至二百·北宋司马光编撰·1084年成书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
证配所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热点资讯